虽然尹峰只是细分了政府部门职能，明确了一些权限，但是徐鸿基等人完全被他的条例弄昏了头。尹峰虽然没有搞什么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但是仅仅把政府职能发展到社会管理范围，已经超过了徐鸿基等人的对于政府职责的理解能力。
因此，在确定中央官制条例的过程中，尹峰只能耐心反复地给他们解释，如果说不通就强行要求确定某些条目。现在，他的地位权势已经不同往常，也就没那么多耐心去说服教育属下。尹峰开始拥有统治者的自觉，拥有权力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他一声令下，下面的人都不得不去执行。
徐鸿基、曾山等人对此条例草案最感觉震撼于不理解的，是大议事会和审计院的设立。
“公司组建的议事会有审议地方收取税赋比例的权力，可中枢之中，议事会难道也能核查度支部的税务事项吗？这是君王的权力，怎么可以付诸那些议事员？”徐鸿基最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曾山去过欧洲，游历过威尼斯等商人共和国，此时忽然恍然大悟道：“大王莫非是借鉴那西洋人的做法？可这有什么必要？自古我天朝就没有这种惯例……”
尹峰一挥手止住他的话：“忘了我们起事事的六大誓约？最后一条：朝廷准许各布政司举荐公认的商民代表驻京，组成议事局；一切朝廷相关赋税，未经议事局与朝廷诸大臣会商决议，绝不许颁布执行。”
徐鸿基与曾山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西欧各国此时已经发展出一些明确的赋税理论，例如国王要向国民征税，必须首先征得国民同意，这构成了西欧中古社会的普遍现象。
而要征得国民同意，须首先说明征税目的，说明是否代表国民利益。
于是，“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等问题便在国王与国民的讨论、争辩中逐渐明朗，并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和理论。所以后世一提西方中世纪赋税基本理论，人们会马上想起这些清晰而完整的概念。但在传统中国，在百姓观念中，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皇帝如此，官员如此，臣民也如此。所以，不仅臣民不会质疑征税的合理性，质询他们在其中应享有什么权利等等，即使是那些抨击“苛政猛于虎”、为臣民鸣不平、甚至为民请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官员，也不会认为这里存在什么问题。
所以，传统中国始终没有提出“皇帝为什么要向小民征收赋税”这样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形成这样的概念和理论。人们甚至不会想到，这种状况深深影响甚至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以至于历代史家、经济史家或食货论者，都不会也想不到去研究这样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传统学术视野狭窄，方法单一，治学理路千年一贯，代代相袭，陈陈相因，由于历史观察的熟视无睹，视而不见，赋税问题也就必然成为他们的“盲点”。
因此，传统中国没有形成最高统治者与纳税人协商的传统，也就不存在皇帝与纳税人协商的实例。尹峰知道自己这一步迈的太大，但是他还是决定要做到底。在他穿越前的时代，有着现代化外观的中国，照样还是没有形成纳税人与政府协商制度。
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会一些诗文写作技巧，就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另一时空的大清帝国也是他们交的学费。
尹峰知道在今后的世界规模竞争中，慢吞吞缺乏战斗力、进取心的儒学，是无法和天主教、***教以丛林法则为规矩来竞争的。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
尹峰一直在想：自己不一定能在死后为子孙留下什么指导思想，但是，现在是东西方历史的转折点，自己可以为历史创造出一条新的走向。这样，即使自己死后传统儒家重新占据主流，但是依照历史的惯性，至少可以让中国在南洋和东亚海上保留一大片战略缓冲区，获得主动和西方文化交流的渠道。
……
九月间，除了李丽华南下巡视，台湾岛上也是有着重要事件发生。
罗旭日被解除软禁后，也宣布退出董事会。其实，罗旭日这个前海盗头目一直对官府看不上眼，这一次涉及西洋大炮事件，实际全是他的侄儿罗璟暗中捣鬼。罗旭日的子侄辈很多在尹峰的系统中担任职位，其中罗翼就历任第二师营级监军官、军情部主管辽东的主管，后又成为颜思齐第五师监军官。
韩家与官府进行秘密交易时，罗璟实际上是担任了沈有容联络员的角色，利用罗旭日的关系网来往福建、台湾两地。这个家伙当年在朝廷禁海风波中，于京师被官府逮捕，如果不是尹峰的努力营救，他可能就会死在天牢中。就在这次牢狱之灾中，他吃不了苦，把整个京师和北方的相关中华公司联系人全盘供出，还主动带着锦衣卫去抓人。
于是，他被救回台湾后，就被尹峰冷藏了，不再给他任何职位。罗璟就此怨恨尹峰，连带着恨上了整个中华公司。韩家实际上是利用了他，让心怀不满的罗璟去做联系人。罗旭日开始确实不知道自己侄儿在干什么。但是，他觉察到罗璟在干什么后，却包庇了他，企图把罗璟送上去欧洲的船队避风头。
这一次大清洗中，罗旭日主管的闽浙海外贸易被查出贪污，大笔公司款项被他转入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处。这也是他被抓的原因之一，这笔款项在大清洗期间被追回。
毕竟他曾经冒着风险救过尹峰，而且此次西洋大炮事件中他是被动涉及进去的，因此尹峰只是援引公司章程，让他因贪污原因辞去大董事，家财股金全部返还。罗家子弟确有劣迹者都被打入监狱。罗翼担任的第五师监军官职位一度被停职，但九月份重新复职，还被再次委任为辽东军情部的主管。
但是，尹峰派人去告知罗旭日，他必须离开福建，离开内地，举家流放到南洋去。鉴于罗旭日年纪已过六十余，不适合去荒僻地方，因此尹峰让他在马六甲和爪哇的泗水两地选一处，作为自己的流放地。
罗旭日的过继来的儿子罗全忠是个没主见的人，当年在马尼拉大屠杀时，全靠尹峰的搭救才得以逃生。他一直跟着罗旭日做生意，是罗旭日的商业代表，去过南洋各地。罗旭日问他：南洋何处可以养老度日？
罗全忠想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来，罗旭日恼火地说：“你个细仔好没用处，让你拿个主意，半天放不出个屁！我来问你：泗水和马六甲两地你都去过，哪一处唐人多？哪一处西洋人多？”
“这个，这个马六甲城中唐人、西洋人都很多，泗水唐人多，但西洋人少，爪哇土人多。”
罗旭日赶苍蝇般挥挥手：“知道了，你下去吧，关照那些仆役快点整理好东西。”
他转头对尹峰派来的使者--军情部海内主管曾瑞、公司财务部审计科主管黄炜（黄逞第三子）苦笑着说：“俺家小子都是不争气的主，罗家就是被他们害苦了！两位多见谅。”
曾瑞笑了笑道：“船主大王说了，你要是想去另外地方养老，只要在南洋范围内，他都可以考虑的。”
“不要劳烦大王了，就这么决定吧，我去马六甲。那里西洋人多，和他们做生意我拿手。即使不能做生意了，也能让几个不争气的细仔能找到活计度日，起码，亚齐地方的土地还没被抢光，搞到一块地种植甘蔗、水稻，呵呵……至于罗璟这反骨仔，禀告大王，就由他处置吧。今日起，我已经把他逐出罗家家门了。”
这时候的罗旭日，真的是在为自己的养老考虑了……
解决了罗旭日家族之后，韩家父子的事就摆上了台面。一开始，尹峰命令新成立的大理院准备公开审判韩家父子的案件。
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徐鸿基来觐见尹峰，把审判韩家父子的困难之处一一列出：如果是要公正合法的审理这件案子，那么依照什么法律来审判？《大明律》吗？那么为大明买大炮出力出钱，犯了《大明律》上的什么罪了吗？难道用大明海禁法规来判案？这简直是中华公司和尹峰在自己打自己脸了。当年，尹峰就是借着反海禁举起造反大旗的。
还是尹峰自己再编辑出一套刑法来？尹峰自己知道这也是不可能的事。
尹峰思虑再三，最后还是只能以中华公司内部章程来处理韩氏父子。
因为，中华王尹峰的统治区内，还没有完整的司法体系，也没有完整的法律体系。除了新的商法和土地法，大多数治安刑事案件，还是依照《大明律》在审理。各殖民地、移民区内，巡回法官制度依照的法律体系，基本上还是《大明律》。
尹峰心中打造法治社会的理想主义火花，被严酷的现实扑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