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的事孙郎只管放心。只不过刘某初任主簿，班台草创，诸事未理，恐怕只能让你在县中多盘桓几日了。”刘越朝孙秀歉然一笑，问道：“不知孙郎在何处下榻？若文书办妥，我也好遣小吏为你送去。”
听了这话，孙秀的脸色猛然一变，随即又恢复了之前的谦恭，他飞快地看了刘越一眼，低着头拱手道：“贵邑振兴在即，主薄忧劳政务，孙某岂敢因一己之私而扰动官差？在下目前在县中珍妙轩的鹿吴暂住，三五日后，或将自来叨扰主簿。”
妙珍轩的鹿吴？这地方怎么听起来这么怪怪的。刘越在心里嘀咕了一句，不动声色地笑道：“既如此，那刘某就在衙中恭候孙郎大驾了。”
刘越眼看着孙秀的背影消失在厅堂的门外，转过脸来，却见温如新和韩奎两人正用一种几个奇怪的眼光看着自己。这是一种很猥琐很八卦也很狗血的眼神，刘越看在眼里，心底不由得狠狠地鄙视了两人一番：别以为不说话我就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哥哥我三观正得不能再正了，绝对没有你们想的那等龌蹉的心思，之所以要问那老白脸住在哪里，还不是因为想救下你们这两条小命！
但这种事腹诽一下就好了，千万不能傻不愣登地开口去向人解释，否则的话，此地无银三百两之下，一个断袖之癖的恶名就妥妥地坐实了。刘越无奈地摸了摸鼻子，掩着嘴重重地咳嗽了几声。
温、韩两人见此，相互对视了一眼，温老头转过头来，朝刘越尴尬地笑了笑，花白胡须掩盖下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却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韩奎摸了摸脑袋，瓮声瓮气的话语打破了三人间微妙的气氛：“这孙秀乃赵王的小吏，而赵王与梁王又是同出于宣皇帝的手足兄弟，梁王既已赦免了他的过错，温令和刘司马为何还要故意羞辱于他呢？”
“我的意思是说，”韩奎可能觉得自己一下子指责了两个上司实在不妥，于是又结结巴巴地解释道：“孙秀要到洛阳上任去了，谋的自然还是赵王的那一路富贵。温令再过两个月就要到征西将军府就任参军，势必归属于梁王的帐下，两王本就是休戚一体，到时候你们彼此相见，少不得会心生嫌隙吧。”
“你说的大抵是不错的，但老夫本没有想要羞辱他的意思。”温如新老气横秋地摆了摆手，朝韩奎微微一笑道：“老夫看孙秀此人出身寒微，但功利之心实在太重，因羌氐胡人之事在关中官场上和梁州刺史解系及冯翊太守欧阳建等人又闹得很僵，担心他回到赵王身边后故态重萌，为洛中诸贵人所不能容，坏了赵王的名声和威望。”
“所以，老夫就想借着他在介休落拓的契机，故意捉弄教训他一番，也好让他能早日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懂得谦下恭顺之道。”温如新说着，捋了捋花白的胡须，洋洋得意地接着说道：“但照他今天的举止来看，虽受青衣煮茶之侮而仪态甚恭，忍辱负重之下隐隐有古君子之风，老夫此前似乎是多虑了。”
这温老头还真是个宽厚长者，刘越在心底长叹了一口气，他想用羞辱来挽救一个人的心，却不知这片好心竟会把自己推向死亡的境地。这也怪不得他天真，这世上从来最难看透的就是人心，要不是刘越熟知历史，他也绝不会知道今天堂中的这个谦卑恭敬的青衣男子会是日后那个杀太子、屠贾后，翻手搅动诸侯间腥风血雨的阴狠小人。
“好了，好了，不说他了，县中之事千头万绪，我等就不要再在一个王国小吏身上耗费精神了。”温如新正了正身子，收敛起脸上那抹治病救人的自得之色，沉声朝刘越说道：“刘司马，我听韩县尉说，你要在县中征召兵卒？这，恐怕不太好吧。”
“您和韩县尉是县中的旧人，按理来说，小子初来乍到，当以长者之语为良言，不应行此孟浪之举。但眼下县中武备废弛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再不着意稍加整顿，胡人若真有心攻城，我们就真的只有北面束手，引颈就戮一条路可以走了！”刘越朝温如新拱了拱手，大声道：“县尉说不可征召，温令也说此举不妥，那小子倒要冒犯一句：莫非两位上官是想安坐城头笑看胡虏自行殄灭吗？！”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夷狄之人虽异于华夏，但他们慕中华之礼义而来，宜当推行仁德，崇尚无为，令家给人足，安居乐业。”温如新脸涨得通红，抗声回应道：“魏武之时，分诸胡而杂居之，女用为织，男用为兵，北方赖以安宁；世祖武皇帝平吴后，接纳降胡，置于关内羁縻之，分封诸侯，省罢郡兵，天下共享晏然。仁乃治世之本，疏于行仁而轻于用武，胡人之乱只怕会日益频繁而不可遏制了。”
“哦？如此说来，温令牧守介休十余年，仁义之施已泽及草木了。那小子倒是要请教，为何温令十余年的仁义之政，到头来却依然落得个胡骑逼于城下的结局？”刘越冷笑了一声，毫不客气地说道：“温令星夜往离石求援，莫非求的不是带甲之兵而是守仁之士？”
“刘司马请慎言！”韩奎在一旁见刘越话语如此尖刻，不禁开口驳斥道：“温令并非像宋襄公一样是个只会空讲仁义的迂腐之人，他在介休这么多年来，未尝一日不想着要振兴武备，但县中愿补兵、贼两曹的人实在太少，城外的胡骑实力又太过强横，城中青壮往往隐匿逃避，温令哀怜民力，又不忍心加以刑罚，所以介休武备就一直处于聚而易散，散而难聚的尴尬境地。要不是这次胡骑围城甚急，只怕连这二十余个临时的守城曹卒都拼凑不齐。”
“大章，不要再说了。”温如新满面颓然地叫着韩奎的表字，心灰意懒地说道：“刘司马问得对，老朽也经常在质问自己，为什么老朽执守十余年，介休还是会落得个胡骑逼于城下的结局？这次从离石求援回来的路上，老朽走了一路，也想了一路，却终究没有想出一个头绪来。”
“或许就是因为像你说的那样，十余年来，老朽未尝一日不想着要振兴武备，从而消磨了那颗孜孜于仁治的心吧。”温如新长叹了一口气，黯然道：“郝散之乱，因由是谷远令贾曾贪暴不法；关中祸事，传言乃赵王伦纵人索贿，可怜我温如新自诩以道德文章立身于世，结果却落得个治下之民揭竿而起的可悲下场。”
“温令不可如此妄自菲薄，”韩奎在一旁焦急地分辨道：“胡人性气贪婪，凶悍不仁，财狼之心与鸟兽无异，这样的人怎么能称为治下之民？他们之所以祸乱介休，完全是因为其好乱乐祸的本性使然，与温令的道德品性全无半点关系！”
“恕我直言，温令的治政并没有什么大错，胡乱频仍的根本原因，乃在韩尉和温令对胡人的认知之上。”刘越伸手指着自己的手掌，不急不慢地说道：“我听说过一句俗语，叫做手心手背都是肉，晋人，华夏也；胡人，夷狄也，两者就是一只手上的手心和手背。何为华夏？何为夷狄？究其根本，不在衣服体态面目上，也不在习俗言语饮食上，而是在文化礼仪和认同上。”
“春秋时，楚国曾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因行为不合义礼，亦被视之为夷狄。所以，以身出异域而分辨华夷，以心性禀赋而割裂华夷都是错误的看法。古人云：四夷之民有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者，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有忘弃仁义忠信者，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
“唯有认识到华夷可变这一点，才能正确地施以仁治。胡人迁于关内与晋人杂居，若他们因困穷而依附我们，我们在疏远和防备他们的同时也必须怜悯和保全他们的生命，不能乘机为谋取利益而肆意欺凌、使役、残害他们，汉朝放纵兵吏践踏蹂躏西羌而羌人为祸不断就是教训；但如果他们劫掠残害我们，而我们捕杀他们，那么杀得再多不损害我们的仁义。”
“我们修整武备的目的，乃在防害民之贼，何为害民之贼？贪婪残暴、横行不法、好乱乐祸、巧取豪夺之辈，都是害民之贼。晋人中有此恶行者，谓之害民之贼，不能因其是晋人而认同其恶；胡人中由此恶行者，谓之害民之贼，但并不能因为此而归恶于所有胡人。除此之外，只要有心向善之人，不论华夷，都是我们的编户之民，都是我们治下的良善百姓。”
“而介休县自令长以下都不加区别地认为胡人凶狠残暴，于是千方百计防备他们、孤立他们，只要有条件就欺压他们、侮辱他们，这样一来，胡人中的良善无处立足，胡汉间的对立也将日益激烈。如果我们能接纳良善，同心去恶，那么为恶的胡人将会变得无所依托，自然就慢慢磨灭了，而良善的胡人也会被晋人所接纳，自然也就慢慢同化了。这样下来，我们还会要担心胡人的骚乱吗？”
温如新目瞪口呆地看着刘越口若悬河地娓娓而谈，好不容易等到他把话说完，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年县令激动地一拍手，慨然叹息道：“尹公度真神仙中人也！‘卓尔不群’四字考语可谓贴切至极。以老朽观之，刘司马此论堪称谋国之言，非无双国士不能明之！”
刘越羞赧地朝温如新拱了拱手，谦恭地垂头默然不语。华夷之辨嘛，这是自先秦至于明清以来无数学者潜心以论的伟大话题。
古人区辨华夏或是夷狄，主要经历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的血缘和地缘考量；“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的文化和文明考量。后论虽比之前有所进步，但其根源仍在于华夏正统，只不过这个正统发展到了可以纳蛮夷而入华夏的境界，不再将华夏之防局限在了血缘和地缘上了而已。
到了宋、明以后，胡人入主中原，华夷之辨打破了“中国之主”的文明界限，发展成了“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的功利之论，为夷狄统治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
到了明朝，士大夫们继承了以文化来划分华夷的传统理论，但却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广袤的天地之中，著名学者王夫之就曾经提出过一个疯狂的想法，他认为在极远古时代，当中国处于混沌野蛮的时候，遥远的别处却在文明状态。他认为华夷之别是相对的，不应当仅仅看成是中国与蛮夷之别，更应该看成是文明与野蛮之别，这就将华夷之辨推向了更加悠远的境界。
但刘越更倾向于用华夏正统论来区辨华夷之防，在他看来，这一论断并不将夷狄孤立在华夏之外，但又坚定地维护了华夏文化的中心地位，这既是他自己的私心所在，也是这个时代的有识之士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