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所说的倒也不是什么客套话。
他的计划之所以可以成功发动，除了临安城外明军的压力过大之外，也有着城内流言的快速传播之功，那些隐藏在临安城内各行各业各处的天网军密探们为这场政变行动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张栻，他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功属于他, 这是没有争议的事情。
随后两人一起坐了下来，就这一次的事情做了一番交谈。
对于苏长生来说，张栻的加入还真是一件很让他感到意外的事情，因为以张栻的身份地位还有他在南宋学术界思想界的地位，他一开始是无法想象张栻会愿意加入复兴会组织的。
但是事实就是张栻不仅加入了，还是主动加入的。
长沙作为岳麓书院所在地，从北宋中前期开始就是整个宋朝很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之一，很多文人墨客儒学学士都和岳麓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张栻虽然作为名臣张浚的儿子，但是他之所以能在岳麓书院主持工作, 的确是有他自己的本事。
事实上张栻在理学方面的功底是相当深厚的，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岳麓书院重建之后的振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他最为人所知的成就并不是办学的成就，而是以他为首，在《洪武政论》大规模进入南宋并且造成巨大思想影响之后，岳麓书院的师生们“勇敢”的站了出来，对《洪武政论》进行了猛烈抨击。
当时，随着明国国力的强大和对南宋造成的压力，南宋思想文化界遭到了猛烈冲击，相当多数量的士子们在残酷的现实之下对自己的所学产生了怀疑。
为什么苏咏霖如此狂悖之言可以使明国兴盛，而自持儒门正统的南宋却在两国争锋之中屡屡落败呢？
所以当他阅读了《洪武政论》并且通过一些去过明国的朋友了解到明国真实发生的事情之后，才极为惊讶且绝望的发现南宋相对于明国的落后是全方位的。
各种意义上的腐朽和落后，再加上一群伪善小人从中作祟，把持权力, 戕害天下, 南宋能打过明国就奇了怪了。
当时, 张栻还是抱着一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想着从洪武政论当中找到一些救国的方法，然后总结一下，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总结一套新政，然后上表给赵昚，请求实施新政以对抗明国日益增长的国力。
但是当他把这个想法和他在官场上的一些朋友交流之后，朋友们纷纷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洪武政论》已经被南宋官方定性为是歪理邪说了，不管怎么样，南宋都会坚决抵制。
张栻对此感到不满，认为这是一叶障目，明国之所以强大，和《洪武政论》里的内容一定有关系，为什么要掩耳盗铃呢？
官场上的朋友劝说张栻让他冷静一点，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上面对此十分反感，所以他们最好还是当做什么都不知道比较好。
张栻无奈，只能生闷气，然后自顾自的抱着《洪武政论》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在某一天他忽然意识到《洪武政论》和儒学之间是存在一些共通性的。
双方对于道德，对于人类真善美品质的追求是一致的，且同样追求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是儒家学士们从古至今的最高理想追求，是绝对的政治正确，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在现实实践中，儒门学士们没有实现大同社会的行动和主观意向，反而堕入奢侈和腐败之中，自甘堕落，背离圣人道德，将所学的一切抛诸脑后，全力追求金钱、权力、女人。
这种社会现实情况让张栻大为悲痛、不满。
而当他阅读到了《洪武政论》并且了解到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意识到明国正在追求和建设的与儒家的至高理想大同社会其实是一致的。
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巨大的贫富差距，没有人上人和牛马之间的矛盾，所有的一切都坦诚相待。
官民之间、军民之间的矛盾几乎一扫而空，大家都在朝着建设美好家园而奋力拼搏，劲往一处使。
对于那些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混账东西，明国主张革命，主张清算，全面消除他们的罪恶，将他们的一切按照一定的标准分配给农民，使得耕者有其田，轻徭薄赋，废除不合理的苛捐杂税，降低农税税率，保护农民的利益。
这些是南宋的儒家传人们口头上所追求而在现实中忽略不计的。
他们嘴巴里喊着重视农业生产重视农民，实际上却是极尽压迫剥削之能事。
然而这些事情却由政治口号上反对儒学、批判儒学的明国人所坚持，并且竭力实现。
儒家的传人们放弃的历史使命，被一群批判儒家的“异教徒”们坚持执行，并且初露峥嵘。
这是什么讽刺的真相？
随着张栻对这些真相的了解越来越多，他的思想动摇也就越来越剧烈，他就越来越意识到苏咏霖在《洪武政论》当中所阐述的一些思想道理的真实性和正确性。
在没有异端思想挑战的情况下，儒学自己发生了异变，自己成为了自己最大的敌人和最后的掘墓人，儒士们放弃了自己曾经得以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的真正武器——基层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