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未料想，蒋介石竟欣然同意出兵，协助张学良消灭张宗昌的直鲁军残部。他接到张学良的求援密电之前，就心照不宣地密电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伺机消灭张宗昌所部。自然，蒋介石是绝不干蚀本的生意的，他是历经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这项决定的。
原来蒋介石十分清楚：只要坚持削藩编遣，就必然把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李宗仁的桂军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无法凭借制造矛盾而达到逐一消灭的目的。如果搞得不好，这三家为了自身的利益结成反蒋同盟，他的嫡系部队的所谓优势遂变为劣势，大有四面受敌之虞。谁能使这错综复杂的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呢？只有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他不止一次地在私下说：“张学良是当代的韩信，谁拥有张的支持，谁将左右中国的大局。”
因此，蒋介石决定出兵援助张学良。结果，直鲁军大败，张宗昌所部由东北军缴械编遣，褚玉璞部由白崇禧的桂军缴械收容。张宗昌只身乘日机逃往大连。称霸山东多年的直鲁军就此消灭了。事后，有人曾挖苦地说：
“蒋张相互借助凡九年有余，只有消灭直鲁军这一次合作是默契的。”
正当蒋介石自我欣赏这一高招，并期待张学良易帜的大好消息的时候，他的全权代表方本仁回到了南京，向他报告了张学良的危厄处境，以及暂不易帜的决定。这无疑是给蒋介石泼了一盆冷水！
从此，蒋介石越发地关注张学良这枚重要的棋子了。
一天下午，蒋介石的侍从副官送来了一份日文报纸。蒋介石信手展开一看，报上赫然入目的消息是：林权助特使完成吊唁张作霖的使命后回到了日本，在东京车站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一目十行地阅看，想从这条新闻中发现有利于自己的消息。但是，他看到这一节文字：有记者问到东北的情况，林权助回答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他的眼神停止了阅看，遂陷入了深沉的凝思之中……
蒋介石前后两次到过日本，对日本的历史还是比较熟悉的。他由林权助的谈话，想到了德川家康时代这一**的史实：在日本幕府时期，权势赫赫的丰臣秀吉死去之后，秀吉的儿子继承了秀吉幕府的大权。他虽年少英敛，但贪图享乐，不甚理国政，一切政务委其岳父德川家康来执掌。当时秀吉的儿子想，他是能够控制他岳丈的，认为德川家康不敢对他有何图谋，因此假以实权，自己可以更自由自在地过享乐生活。不意后来德川突然发动政变，竟杀了秀吉之子，灭了丰臣氏，建立了德川幕府。蒋介石渐渐地从沉思中回到了现实，情不由己地自语：“啊！林权助的话不无道理……”
如果说张作霖是东北的丰臣秀吉，张学良是秀吉之子的话，那么谁是今天东北的德川家康呢？本性多疑的蒋介石又开动了脑筋，默默地分析着张学良周围的顾命大臣……
张作相在东北的位置，仅次于张作霖。他如果想充任德川家康的角色，用不着主动地让贤，充当张学良的“辅帅”，因为他已经被捧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宝座，再加上他的为人和能力。蒋介石蔑视地一笑，张作相的形象，遂从他的脑海屏幕上消失了。
接着，蒋介石的眼前又闪现出了杨宇霆的形象。他和杨宇霆先后就读于日本的士官学校，虽然没有直接的交往，但从侧面他早已获悉了不少有关这位奉军参谋长的情况，这便是：他深得张作霖的宠信，有参谋长、总参议和军团长的经历，和张学良的意见时有相左，在对待郭松龄的问题上亲仇分明。郭松龄失败以后，张作霖对杨宇霆信任有加，并升以重要的职务，这就越发加剧了杨宇霆和张学良的矛盾。另外，杨宇霆向来以亲日著称，如果张学良揭起反日的大旗，日本必然会倾其全力支持杨宇霆，这样一来，杨宇霆就势必充任今日东北的德川家康……
蒋介石的军政生涯表明，他是以年轻、资历浅，逐次击败国民党中的元老派，从而步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的。所以，他从不把张学良少年执政作为不利的条件加以考虑。他经常对亲信说：“关键还是要看他是少年天子康熙，还是不理朝政的阿斗。”为此，他再一次分析了张学良的情况：
张学良吸毒成瘾，世人皆知。这是一切达官贵人、军阀政客的共同恶习，也是一切纨绔子弟的重要象征，他作为一名年轻的“瘾君子”，能顶得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吗？蒋介石心中没数。
张学良平生爱好书画，收藏甚富，尤精鉴赏，赝品极少；他自幼喜爱书法，师黄庭坚，尤喜作篆书和钟鼎，故常收集古玩，以其价廉而物美也；他喜读唐诗，于军中常诵孟浩然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诗句；他爱好京剧，据说《空城计》中的散板“先帝爷白帝城叮咛就，我诸葛保幼主岂能无忧，但愿得此一去扫平贼寇，也免我亲自去把贼收……”为著名票友琴师陈彦衡先生亲授；他好玩网球、高尔夫球，尤精于桥牌……蒋介石默默分析了张学良的这些嗜好以后，有些伤感地自语：
“这都是风流才子所必备的条件啊！然而这又是政治家的大忌，因玩物会丧志的……”
但是，当蒋介石回顾了张学良追随其父参加直奉战争，独领重兵拒北伐前进以后，又禁不住地对这位少帅生起一种敬服之意；当他想到张作霖率部出关，不幸在皇姑屯被炸以后，张学良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权力的过渡，这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创举；尤其当他把风流才子的条件和统兵亲政的能力合二为一之后，一种无形的力量令蒋介石生畏。他慨然自语：“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正当蒋介石独坐客室，暗自思忖如何促使张学良早日换旗易帜的时候，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发来一份密件，报告张学良派莫德惠、王家桢为正副专使赴日，参加昭和天皇举行即位典礼。其间，莫德惠、王家桢和日本首相进行了密谈，据传依然是遏制张学良易帜，要求与日结盟，共同反对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获悉这条消息以后，犹如芒刺在背。他担心张学良扛不住日本的重压，改变易帜的初衷，和他父亲那样走亲日的道路。果如斯，一旦发生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的新的分裂和战争，这支可借助的力量东北军，又必然在日本的唆使下成为敌人。怎么办？久思不得其解，遂召来了高参何成浚和张群。
张群虽然是一位亲日的政客，但他出于自身的利益——辅佐确立蒋氏王朝的一统天下，不希望拥有重兵的张学良成为日本人手中的玩偶。他分析了张学良和日本难以调和的矛盾后说：
“还是按照祖传的办法，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使之成为克敌制胜，或为我所用的手段。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派出精干代表去沈阳，除却探听有关的情报，还能人为地加剧张学良和日本之间的矛盾。以创造机会，促其易帜。”
“我赞成岳军的意见！”何成浚严肃地补充说，“如果我们不主动地去做这项工作，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以及冯玉祥、阎锡山打入张学良身边的说客，就会赶在我们的前头了。那结果不堪设想！”
这也正是蒋介石最为担心的事情！他沉吟片时，将古比今地说：
“历史上也是不乏其先例的！诸葛亮为了战胜强大的宿敌曹操，曾力主刘皇叔出使吴国，和孙权建立了共同拒曹的统一战线，结果赢得了赤壁之战的全胜。而今，我蒋某人欲要劝说继位不久的少帅张学良易帜，不知二位谁代表我出关，充任当今的孔明呢？”
“就常理而言，我应代表总司令出关，但是……”张群有意停顿了一下，说明双十节就要到了，而且建立所谓五院政府机构的文件仍需他起草，一时难以脱身。他看了看蒋介石那不悦的表情，突然头一转，看见了沉思不语的何成浚，乐呵呵地说：“雪竹兄，此行出关非你莫属，我看你就打点行装启程吧！”
何成浚既然甘为蒋介石纵横捭阖的工具，出于为蒋和自身的利益，他是愿意出使沈阳的。但他也有一个要求，这是他早已想好了的，此时，便径直说了出来：
“我认为，欲要顺利完成这项使命，请总司令亲笔写一封致张学良的密信，措辞要重感情se彩，以示其心之诚。”
“可以，可以……”蒋介石微然作笑地点了点头，“雪竹兄，还需要什么条件？你尽管说。”
“由于这位少帅重信义，轻协定，建立相互信任的私人关系至关重要。所以，我希望此行的一切活动经费不受限制。”
“行！行……”蒋介石是懂得好钢用在刀刃上的道理的，更何况他已经猜到了何成浚未来用钱的地方的，故十分大方地说，“先拨十万银元供你和这位少帅交朋友使用，够了吧？”
“足矣！足矣……”何成浚喜出望外地说。
“我看不一定够用！”蒋介石摇了摇头，很是通情达理地说，“老百姓都懂穷家富路这句话嘛，再说，你交的朋友是位很会花钱的少帅。总之，出手不要小气，一切为了我们的最大利益！”
“总司令！”张群故作凝重的表情，“为了给雪竹兄一壮行色，还可以为和这位少帅交朋友，再增加十万元。”
“不必了，不必了……”何成浚匆忙摆着右手连声地说。
“不！”张群的表情越发地严肃了，“为了完成总司令所说的最大利益，这点投资是必要的。”
蒋介石和张群相交有年，熟知这位四川才子的秉性，且常以麻子的脸面——点子多相戏称。今天，他认为自己出十万银元的价码已不算小气，可这位张群却又欲追加十万银元，这其中必有玄机。待何成浚和张群不再争执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说：
“岳军兄素以节俭惜金著称，从不随意开销银元。俗话说得好，欲钓大鱼，不惜钓饵，我同意再追加十万银元。”
“慢！”张群伸出右手，示意暂停，“我所说追加的十万，并非是真的银元。”
“那又是什么呢？”何成浚大为惊诧。
“不必着急嘛，”蒋介石有些得意地笑了，“叫岳军兄慢慢地道来。”
张群慢条斯理地指出，张学良的处境是艰难的，为了对抗日本人的压力，为了东山再起以雪父仇，他最缺少的不是人和，更不是金银财宝，而是精神上和道义上的支持。这也就是他赞成易帜的根本原因。最后，他突然话锋一转地说：
“为了表示我们的热诚，或者说是一种姿态，除去委派雪竹兄衔命出关，还应委任这位少帅一要职。”
“什么？还应委任这位少帅一要职？”何成浚近似自语地说。
“对！”张群蓦地站起，成竹在胸地说，“而且还应委任这位少帅一高官。”
“他会接受吗？如果因此而加剧他和日本人的矛盾，或者引起东北军中元老派的反对……”
“这正好是一石三鸟嘛！”张群打断了何成浚的话语，“据我的判断，这位少帅是会接受我们的委任的。只有获得我们的支持，这位少帅才会坚定易帜的决心，才能和我们站在一道反对日本。如果东北军中的元老派加以遏制，我们就因势利导，帮助这位少帅除掉异己；万一这位少帅拒绝接受委任，我们就应当调整全局性的战略部署。”
“好！岳军兄说得在理，就这样决定了。”蒋介石一锤定了音。
何成浚终于明白了张群追加的十万银元的实质，深感这位谋士的才智过人。但是当他想到如何办理这项特殊的任命的时候，他又试探地询问：
“请问这项重要的委任，还需要我在暗中进行吗？”
“我看不必了。”蒋介石以他那自由运用权谋的本领，信口答说，“双十节召开国民政府会议的时候，我将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亲自委任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
蒋介石送走了何成浚和张群以后，如释重负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看见宋美龄正伏案书写英文信件，他随口问道：
“夫人！你代我回复有关的电文了吗？”
“早已回复完了！”宋美龄连头也不抬一下，继续写自己的。
“那，你这是……”
“写我自己的私人信件。”宋美龄依然没有住笔，边写边答。
“可以给我看看吗？”蒋介石笑逐颜开地走到了宋美龄的身旁。
“给你！”宋美龄蓦地昂起头，把这张英文信纸送到蒋介石的面前，“看吧。”
“哈哈……我不认识英文。”蒋介石说罢伸出双手，轻轻地捧住宋美龄的头，在那饱满的天庭之上亲吻了一下。
“去！去……”宋美龄不快地推开蒋介石，“少拿我来开心取乐！”
蒋介石满心的喜悦顿时数尽！他望着这位任性的妻子思索了片刻，关心地问：
“夫人，你为何不高兴了？是真的，还是在和我开玩笑？”
宋美龄是真的不高兴了。但究其原因，却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宋美龄嫁给蒋介石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她终生追求的权欲。然而她和蒋介石结婚近一年来，除去做蒋的英文翻译和私人秘书而外，没有得到任何可以左右历史进程的权力。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她只不过是蒋家王朝联系宋氏家族以及通向英美的工具。充其量，她所担任的角色只不过是一位外交夫人。这和她的追求相去万里，岂有不痛苦之理？
宋美龄在追求权力的时候，还是有着自知之明的。她清楚自己没有赵飞燕、杨贵妃的红颜姿色，从某种意义说，在利用女性手段博取蒋介石的欢心方面，她还不如蒋介石的前两位侧室姚怡诚和陈洁如。就说蒋介石的元配夫人毛氏福梅吧，虽说已办理了形式上的离婚手续，可她还为蒋氏宗祠留下了一条根苗蒋经国。而她自己呢，为了所谓自由的青春永驻，将永远地不能生育了！一旦她在蒋家王朝中的作用消失殆尽，其下场会美妙吗？
近来，宋美龄于苦闷之中研究了汉朝的吕后和清代的慈禧，这两位女独裁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堪称她终极的理想追求。但这两位女皇摄取权力的时机，均在夫皇驾崩之后，这对她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俗话说得好：夜长梦多，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谁知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不测之事呢？
可是该怎么办呢？宋美龄终于悟出了这样一条道理：欲想号令全国，必先左右蒋介石；欲要登上当代女皇的宝座，必先运用自己的长处获取蒋介石的默认。但是如何才能左右蒋介石，成为蒋介石心中不可缺少的女皇呢？她又认定这样一条道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自己的女皇的形象。为此，她暗自制订了向女皇奋进的计划：
首先，她利用宣传工具，成为蒋介石向西方说明情况的权威译员。正如有的著述对此所作的评价那样：“她发表半官方的谈话、写长信、评论文章和写书，以供在美国出版。美国人认为，这样做的效果是极为迷人的。这让人感到好像是美国学院的一位聪慧的女子已接管了中国，并对这个神秘复杂的国度里的事务的真伪作现场连续的评论。虽然她从外表看是个东方人，但在其他所有方面，她让人确信无疑是个美国人。正如她自己说的：‘我身上唯一可称是中国的东西是我的面孔。’她还是一个基督教徒，了解这一点也是令人欣慰的。”
其次，在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拿出具有真知灼见的动议，帮助蒋介石排解难忧。换言之，获取多少权力是“随着美龄在促使外国支持蒋的政权是否有成绩而变化的”。然而，随时拿出这样的动议推进蒋政权的建设谈何容易！宋美龄有着超人的聪明，善于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广交外国的新朋旧友，集这些人的智慧于己身，不会没有解决时局的真知灼见产生。比方说，近来蒋介石为张学良易帜的事伤透脑筋，她就对此征询了不少外国朋友的意见，并想出了自视高明的解决办法。方才，蒋介石进得门来，一反常态的表演说明，他已经有了解决张学良易帜的灵丹妙药。这无疑对她不利。但是转念一想，又怀疑蒋介石未必具有什么灵丹妙药，故先冷淡他一下，接着，又采取打一下，揉三揉的策略，望着不快的蒋介石故作生气地说：“你呀，心中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夫人！”
“此言差矣！”蒋介石又朝前迈了一步，像当年混迹上海十里洋场时那样，做出一副郑重的起誓状，“我的心中要是没有你……”
“算了吧！”宋美龄打断了蒋介石的话语，有意挖苦地说，“西方有一句谚语：男人在女人面前起的誓言，多半是谎话！”
“这……”
“一点也不错！”宋美龄有意沉思了一会儿，“你说你的心中有我，偏偏不知道我为何不高兴；我没有高声宣誓如何钟情于你，可就是知道你为何这样的高兴。”
“这可是真的？”
“不仅是真的，而且还知道你高兴的有点太早了！”宋美龄洋洋自得地笑了笑，“不信？我说给你听听好不好？”
“好！好……”
“今天，你和你的智囊们密谋，找到了自认为解决张学良易帜的妙方，对吧？”
“对！对……”蒋介石惊诧地看着微笑不语的宋美龄，认输地点了点头，遂把和张群、何成浚商议的方案扼要地说了一遍。旋即又咄咄逼人地问：“夫人，快说说我高兴得有点太早了的原因吧？”
宋美龄就此讲出了心中打好的腹稿：张学良之所以在易帜问题上举棋不定，唯恐日本人生出异端之事。这其中包括关东军直接出兵干涉，以及亲日的元老派在日本的策动下取而代之。因此，当张学良的势力尚未达到和日本抗衡的时候，他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说到这时，宋美龄有意卖了个关子，问：
“达令！你拥有的力量，能解除这位少帅的后顾之忧吗？”
蒋介石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宋美龄遂又淡然一笑，做结论似的说：
“今年的济南‘五·三’事件告诉了张学良，你蒋总司令不敢惹日本人。因此，你派出何成浚做特使出关，只能起到坚定张学良反日的作用，但不能促使张学良下定决心举起反日的大旗。”
蒋介石被这番宏论镇住了，他以惊愕的目光打量着泰然自若的宋美龄，大有“军师无处觅，近在咫尺边”的感觉。应当说及的是，这也是蒋介石承认宋美龄具有政治天资的起始。他突然换做另一副面孔，求教似的说：“夫人，谁的力量能和日本匹敌呢？”
“美国和英国。”
“哈哈……”蒋介石猝然大笑起来，颇有受骗上当之意，遂不无讥讽地说，“夫人，你可真会说笑话！”
“不！我是在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谈堂堂正正的大事。”宋美龄蓦然站起，惊断了蒋介石的笑声，“如果你不能把英美的影响带到张学良的身边，这位少帅易帜的希望将是十分渺茫的！”
蒋介石冷静地再一品味这番话语，又觉得不无道理；当他再琢磨宋美龄方才的表现，又敏感地察觉到好似有准备地在捉弄他。为了彻底揭开宋美龄的谜底，他做出一本正经、礼贤下士的样子问：
“夫人！如何才能把英美的影响带到张学良的身边去呢？”
“派一名既能代表英美利益，又能得到张学良敬服的说客去沈阳。”宋美龄说罢复又坐在沙发上，继续等待对方的求教。
“夫人，”蒋介石格外谦虚地问，“你的身边有这样合适的人选吗？”
宋美龄有些傲然地点了点头。
“谁？”
“端纳！”
“端纳？”
宋美龄坚定地点了点头。
端纳，自清朝末年起，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政坛上，并影响着中国政局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真实身份被掩盖了。加之他口述的传记《中国的端纳》一书的问世，他把自己打扮成了“在中国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做过一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好事”的洋菩萨。由于他在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而有必要先作一些客观的介绍：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他的全名是威廉·亨利·端纳，于一八七五年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里斯峪。一九○一年出任悉尼的《每日电讯报》的实习记者，两年后升任副主笔。不久，又在威尔逊的荐举下前往香港，出任《中国邮报》的副主笔。从此，他作为受聘于英国的高级情报人员活跃在中国的政坛。由于英国和日本在华利益的冲突，他时而扮演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刀笔御吏，时而充任各派军阀的顾问，以自己特有的战略情报才干影响其主。很快，他便以秉笔直书、才华横溢而名声大噪，赢得了不堪日本奴役的中国人民的好评。他先后成为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座上客、孙中山的朋友、张作霖的顾问。直到今年春天二次北伐开始以后，他才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南京国民政府，遂辞去张作霖的顾问之职，出任南京工商部经济报道局的要职。
端纳和宋美龄的父亲宋耀如是老朋友了，自一九一一年春天始，通过宋耀如结识了孙中山等国民革命的领袖人物。他抨击日本的对华政策，并提供了准确而及时的有关日本侵华的情报，深得孙中山等人的信任。自然，他和全力支持国民革命的宋耀如的私交也逐日而深。远在宋美龄的童稚时代，他就曾哄逗过这位宋氏三小姐。他此次卸职南来，顺理成章地又成了宋美龄的高参。他不动声色，悄然地帮助野心勃勃的宋美龄放远政治视角，制订了左右蒋介石，逐步爬上女皇宝座的计划。这次，也主要是他向宋美龄分析了张学良的矛盾心理，为之从理论上压倒蒋介石尽了力。
蒋介石久闻端纳的大名，但真正发生较为密切的往来，还是这半年以来的事情。他深知端纳在张作霖心目中的地位，可对他能否把英美的势力带到张学良的身边，尚不敢做太乐观的估计。尤其当他想到端纳刚刚卸职南来，对他愿否重返沈阳也表示怀疑。蒋介石沉思良久，小声地问：
“夫人，张学良信任这位父执辈的顾问端纳吗？”
宋美龄并没有直接回答蒋介石的问话，她嫣然一笑，有些调侃地说：
“达令，你的下一句问话是，这位端纳愿意出任张学良的顾问吗？你的再下一句问话是，这位端纳能完成如此重大的使命吗？我说得对还是不对？”
蒋介石再次败在了宋美龄的手下。他望着自鸣得意的宋美龄，暗自说：“好厉害的夫人啊！”但是，蒋介石正如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那样，从来不怕夫人私下里揭短或扬长，因为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妻子，而且是一位贴心的参谋长。蒋介石笑着说：
“别再出我的洋相了，快把你的大主意和盘端出来吧！”
宋美龄不慌不忙地取出金壳怀表看了看，微笑着点了点头，感叹地说：“再过五分钟，端纳先生就来向你辞行了，你有什么话，当面问他好了。”
“他为何要向我辞行？”蒋介石犹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了头脑。
“他出使沈阳，做张学良的顾问，完成你既定的易帜计划啊！”
蒋介石如梦方醒，蓦地伸出双手，情不由己地紧紧拥抱了宋美龄……
被疯狂亲吻的宋美龄，有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感，因为她首次折服了这位目空一切的总司令。然而当她想到那诱惑力极强的女皇宝座的时候，她在蒋介石的怀抱中却暗自祈祷：
“上帝啊！保佑端纳此行的成功吧……”
六
时令无情，转眼到了十月上旬。
张学良的官邸和私宅，依然是张作霖时代的产物，主体建筑是一座三层楼房。楼前一带是人工敷设的石山，石山往北是门楼，门楼前后各悬匾一块，上有张作霖的题字。前门楼匾题的是“天理人心”，后门楼匾上题的是“慎行”。从门楼直入楼房的是一楼。一楼门前左右各摆一个模拟的老虎，外面覆盖着真老虎皮，因而一楼又称“老虎厅”。在这儿，演出过许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过去，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私室为东华园外的两层小楼。张作霖出殡之后，他们夫妻遂移居官邸大楼的二层楼上。他身处逆境，在这儿不得不扮演各种力不从心的角色！
自打林权助特使回到东京复命以后，日本朝野人士纷至沓来，用亲信副官谭海的话说：“大帅府的门槛都让日本人踏烂了！”张学良有时笑脸相迎，有时动辄发火，搞得这些日本人无所适从，始终摸不到这位少帅准确的政治脉搏；同时，代表日本利益的某些顾命老臣也时相往访，大谈易帜是认贼作父；而那些年少气盛的亲信军官们，也经常跑到他的寝室、书房大骂日本人；令他担心的是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近来和自命不凡的老将过从甚密，不知在一块搞些什么名堂；更使他捉摸不定的是蒋介石新近派来的全权代表何成浚，“每天专以烟、牌与张周旋”，他每日里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很快和帅府的亲信人员结成了酒肉朋友。为此，张学良陷入了虚与委蛇的痛苦中，经常在夜静更深之际喟叹唏嘘，念念自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张学良虽是军阀之子，但在他成长的过程之中，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和他老子那套马上英雄的本色大相径庭，更不赞成其父一人治天下的作风。皇姑屯的爆炸之声，把他送上了东北王的宝座，这对他而言——虽说早有继承父位的理想，但毕竟来得是太突然了！他如何在这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局面中保持清醒，治理自如，同时又不被变幻莫测的风云所迷惑，的确身旁需要有一位雄才大略的明师相辅佐。他不止一次地检验过父亲所用的各国的顾问：町野武马弃职归国，表示了他不合作的态度；土肥原贤二是有能力的，但来自日本的准确情报所披露，是他帮助河本大作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绝不能信任杀父的仇人；意大利人阿梅莱托·韦斯帕顾问，是一位熟悉西方情况的人，因不堪于土肥原贤二等日本顾问的排挤，不久前辞职北上，在哈尔滨开起了电影院。加之他有亲苏俄之嫌，使张学良无意再请他回来做顾问；最后，他想到了端纳，无论他和父辈的交情，还是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尤其是和英国、和美国的历史渊源，都可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为此，他迭电南京，恳请端纳北来沈阳，出任自己的顾问和严师。但遗憾的是未接到回音。他常纳闷地自语：
“他不应辞谢我的恳请啊？……”
张学良是一位有思想的政治家，远在所谓三公子促成反直大三角联盟的时代，他就认真地拜读了孙中山先生的有关著述，认定三民主义可以统一中国。对父亲入主北京，和北伐军抗衡不以为然。而今他承继了父位，遂暗下决心改变父亲一统天下的做法，试图把自己的行为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双十节就要到了，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倾向，自然也是为了给杀父的仇敌——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他毅然决定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并在北大营搞阅兵式。事前，他派和他的身材相似的亲信朱海北三进北平，在增茂洋行定做了一套双十节阅兵用的礼服。颇有开顶风船的意味。
入夜，秋风徐来，华灯初上，大帅府显得空旷寂寥。张学良用过晚饭，独自一人步入书房，再次捧起那本新近购得的《东洋史》，认真地翻阅着。不知何时，于凤至悄然走进，把一件亲手缝制的貂皮小袄披在了他的身上，顺势俯视了一眼书本，疑惑地问：“你怎么又看这本《东洋史》啊？”
张学良侧首看了看于凤至的表情，一种难言的情感扑入心头。他轻轻地抓住于凤至的手，十分动情地问：
“大姐是奉天女子师范的高材生，一定读过这本《东洋史》吧？”
于凤至有些羞涩地点了点头。
“那，你一定知道德川家康的发家史了，是吗？”
于凤至似乎感到了什么，她面有疑色地点了点头。
“大姐！说老实话，我有可能变成当代东北的丰臣秀吉的儿子吗？”
于凤至听后大惊失色。至此，她完全明白了张学良用心阅读这部《东洋史》的目的。女人的心大多是善良的，于凤至亦然。她不愿相信自己的丈夫是惨遭杀害的秀吉之子，更不敢猜想哪位顾命重臣是当今东北的德川家康。她镇定了一下情绪，爱责地说：“快别胡思乱想了，这样下去，会办出许多蠢事来的。”
“你说错了，不这样想，倒会引出许多蠢事来。”张学良取出一张日本的报纸，指着红笔划过的标题之上译出的中文，有些愤慨地说，“看吧，林权助男爵公然把我当成了当今东北的秀吉之子。”
张学良自幼学英文，拒绝学习日文。这条日文消息是亲信秘书翻译成中文交给他看的。从此，他对日本这一段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当他对号入座的时候，内心就感到极大的不安。今天，他趁家室没有外人，想以此为题和于凤至交谈，希望从夫人的身上获得某种精神抚慰。
然而，善良的于凤至夫人怎么也不愿往坏处去想，为了说服丈夫取消对杨宇霆和常荫槐等人的猜忌，竟然苦口婆心地述说这些亲日的元老派的历史功绩。最后，她又动情地说：
“俗话说得好！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先父在世的时候，对他们不薄。就说你和葛邻有些芥蒂，也不可与德川家康相比。等你忙过双十节以后，我主动地登门和杨的妻妾结好，拜干姐妹。通过我们之间的来往你们结成的疙瘩也就冰释了。”
张学良望着夫人那极端恐惧的表情，遂有些惨然地笑了。于凤至离去之后，他再也无心看书了。随着寂静的夜的消逝，一种令人窒息的失落感笼罩着张学良的心头，他合上书本，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那漆黑的夜幕，再次感伤地诵叹起孟浩然的诗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张总司令！端纳先生到。”
张学良闻声犹如突然触电，腾的一下转过身来，推开面前的副官谭海，近似一溜小跑地向门口冲去。他穿过廊道， 一边喊着“端纳先生！”一边又跑进了会客室。年过半百、体魄高大的端纳从沙发上站起，微笑着伸开了宽阔的臂膀，不慌不忙地把赶到近前的张学良拥进自己怀中……
张学良和端纳犹如久别重逢的朋友，用英语亲切地交谈着。随着谈话的深入，端纳渐渐地变成了谈话的主角；待到端纳精辟地分析日本和奉系、和中国整体的利害冲突的时候，张学良俨然变成了一位好学生，全神贯注、毕恭毕敬地听老师讲授最为急需的课程了……
首先，端纳讲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建国理想：“以现代武器装备和以冷静的政治家头脑部署的生气勃勃的战士组成的大军，”“日本最自然的发展结果将是向东南亚扩充的一个海上强国。”欲达此目的，日本必须解决物产匮乏的物质条件，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征服地大物博的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所谓的满蒙；欲征服满蒙，必先变朝鲜为日本的殖民地。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即按此既定方针行事的。因此，世界诸国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日本对中国而言没有友谊，只有强权凌辱的战争。
其次，日本基于既定的国策，他极需要一位臣服于他的奴才执掌满洲的政权，绝不允许悖逆日本利益的政权领导满洲。当年，张作霖反对川岛浪速在东北培植巴布扎布傀儡政权，演出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刺杀张作霖未遂事件；今天，张作霖在退守关外，在割让满蒙修筑铁路等方面，未能满足日方的要求，遂导致了皇姑屯杀身之祸。
再其次，裕仁天皇野心勃勃，在他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效忠天皇的亲信集团，而该集团的核心成员均为好战的少壮派军官。其中炸死张作霖的凶手河本大作、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均属该集团的佼佼者。他们不仅要以军事实力击败国内军界保守的长州藩势力，而且还要把日本政客手中的政府变为军人政府，成为侵略中国、入主南洋诸岛国的领导核心。这不仅是张学良最大的潜在危险，也是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大的潜在危险。因此，这也是张学良如何调整和日本的关系，处理和南京国民政府主从位置的前提。
张学良听后大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他明白了父亲之死绝非偶然事件，恰好是关东军为其长远利益有意而为；同时，他看清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易帜，要么降日，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决然易帜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他有点茫然。
端纳呷了一口浓浓的咖啡，扫了一眼张学良的表情，似乎又猜到了这位少帅的心思。他操着藐视的口吻说：
“强盗的胃口是永远也填不饱的，似乎整个地球也撑不破他们的肚皮。但是，他们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强盗总是少数，而遭受劫难的人却多得很！况且世上还有专和强盗相匹敌的侠义之士呢！”
“端纳先生，”张学良终于找到了问话的题目，“如今的世上，谁是在华敢与日本强盗匹敌的侠义之士呢？”
“英国和美国。”端纳十分干脆地答说，“无论是国力还是军事，日本都远在英美之下。”
“英国和美国这两位侠义之士，会支持我反抗日本这个强盗吗？”张学良直言不讳道出了内心的担忧。
“这就看你举什么旗了。”端纳突然一改侃侃而谈的神气，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像你父亲那样处处受制于日本，英国和美国也只能做个爱莫能助的旁观者了。如果你旗帜鲜明地和日本人分道扬镳，我相信不仅英美诸国支持你，而且四万万中国人也会为你拍手叫好。”
张学良知道一些端纳的背景，因此觉得自己有了抗衡日本人的底气。他沉吟了片刻，依然是试探地问：“双十节就要到了，我想在沈阳隆重地庆祝这一节日，您是否赞成？”
“我举双手赞成！”接着，端纳自豪地讲了和孙中山先生的私谊，以及他自己在中国为推翻帝制，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作出的所谓贡献以后，又慨然而道，“孙先生在天之灵会赞扬你的，南京的蒋总司令也会高兴的。当然喽，日本人会不高兴的，不过，他们也只能哀叹认输。”
“他们会出兵干涉吗？”
“不会的！如今的日本，只能偷偷摸摸地干些鼠偷狗盗，类似炸死大帅的事情。他们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张学良折服地点了点头，更坚定了庆祝双十节的决心。他郑重地说：“端纳先生，我希望您能充任我的私人顾问和老师，请不要谦辞。”
对此，端纳是求之不得的。他不仅可以成为左右张学良的要人，而且还能从英国高级情报部门提到一笔可观的薪水或奖金。他稍微自谦了几句，就欣然接受了这一聘请。
就在这时，副官谭海引满面堆笑的何成浚走了进来，没有顾上和端纳寒暄，何成浚就乐呵呵地说：“汉卿！大喜啊大喜……”
张学良被这位只谈烟、牌，不谈政治的何成浚的反常举动弄蒙了，真不知他今天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他镇定了一下情绪，自我解嘲地说：“快别开我的玩笑了！唱败走麦城的时候，是不会有过五关的喜讯的。”
“此言差矣！此言差矣……”何成浚高兴地大声笑了起来。
端纳自然知道这其中的玄机，但他不能抢先泄露，故打圆场地笑着说：“何代表！快把你带来的喜讯说出来吧，让我也跟着高兴高兴。”
何成浚一收笑容，严肃地报告说南京成功地召开了国民政府会议，全体代表一致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他看了看反应平淡的张学良，遂又神秘地说：“经蒋主席亲自提议，全体一致通过，委任张学良将军为国民政府委员。”
这消息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令张学良为难不已。接受这项任命，就等于加入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实同易帜；不接受这项成命，又等于向全国人民宣布：张学良和杀父仇敌日本人修好。怎么办？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才好。
端纳是了解张学良这矛盾的心理的，他巧妙地配合了何成浚的行动，向张学良道喜之后，非常郑重地说：“汉卿！庆祝双十节是亮明旗帜的时机，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委任，是向日本人宣布走统一之路的决心。请接受成命吧，我给你打保票，天是塌不下来的。”
张学良为了验试日本人的态度，公然宣布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委任，并在双十节那天亲赴北大营，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当事人曾做了如下的追记：
阅兵时，他身穿新式陆军大礼服，头戴法国平顶式军帽，腰系金丝织的刀带并佩挂着礼刀——刀柄和刀鞘镶嵌金花，下垂金丝绦穗，分外神采奕奕。往日他绝少骑马，我在他身边五六年，只见他骑过一次马，就是这次“双十”阅兵的时候，因之，他更为显得雄姿英发，由此也可想见他当时的宏图壮志和深苦的用心。
张学良如此“胆大包天的举动”，终于打破了东北的格局。首先，日本朝野惶恐不安，唯怕在满蒙的既得利益易手，但碍于国际的惯例，不能因其内政问题而贸然出兵，大加讨伐；关东军中的侵华狂人，一个个气得像是胀鼓的青蛙，但因为平衡欲要倒台的田中内阁的关系，担心受到追究战争责任的处分，也只好像是吃了黄连的哑巴，把苦和怨全都憋在肚子里。
正当张学良暗自思忖如何加快推进易帜的步伐，早日实现中国统一的时候，副官谭海走进来报告：
“总司令，土肥原顾问求见。”
“不见！”张学良猝然火起，近似本能地大声说罢，又下意识地把右手一甩，示意谭海退下，照此办理。但是，当他再冷静一想，又低沉地说：“请他进来。”
土肥原贤二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日本冈山县武士之家，早年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后转入东京中央陆军的少年学校，并于一九○四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军国主义少壮派军官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等人同期。他因学习优秀，于一九○七年派往中国张家口，只身从事谍报工作。不久，奉调回国，继同班生永田铁山之后，又被选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供职参谋本部部副，旋被派往中国北京，在坂西机关充任坂西利八郎的助手；在青木机关充任青木宣纯的辅佐官，前后共计五年之久；接着，又受聘黑龙江省督军的武官，长达两年之久；他在成功地策动了直奉战争、绞杀李大钊等计划之后，又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受聘于张作霖的顾问。简言之，他以超凡的谍报才能，与其前辈青木宣纯中将、坂西利八郎中将并列为日本三大谋略“巨星”。
就在土肥原贤二就任张作霖的顾问不久，张作霖统率的奉军节节败退，且又不肯俯首听命于日本人的指挥，更不愿让出东北三省的权益换取生存，因此，关东军决定干掉挡道的张作霖，顺势解决所谓满洲问题。为此，土肥原贤二奉调出关，和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共同实施这一计划。
历来，对土肥原贤二炸死张作霖事件少有文字记载。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档案文件中也仅有这样一段文字：“策划暗杀张作霖的不只河本一人，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奉天省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均曾参与其事。”对此，河本大作事后做了如下记述：
经多方研究以后，得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地点皇姑屯最为安全的结论，因为在这里满铁线走其上面，京奉线通过它的下面，日本人在那里稍微走动也不怎么奇怪。
下来就是要用什么方法的问题。
袭击火车？还是用炸药炸毁火车？只有这两种方法。如果用第一个方法，马上知道是日军干的。如果使用第二个方法，或能不留痕迹地达成目的。
因而我们选择了第二个方法。但为预防爆炸失败，我们准备了第二道计划，即令火车出轨翻车的计划。这时，将乘其混乱，使刺刀队冲上去杀。我们的一切准备都完成了。
……
对此，张学良虽不知其详，但土肥原贤二是杀父凶手却是肯定无疑的。
正当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策动以杨（宇霆）代张（学良）的时候，土肥原贤二却断然反对：“此举欠妥！”
林久治郎是一位含而不露、又非常自信的外交家。他一方面深知土肥原贤二的活动能量，以及在其谋略方面的才能，认定他的反对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又决不赞成炸死张作霖的举动。从外交上看，此举等于把亲日的奉系军事集团推到日本的对立面。时下张学良坚决易帜，就是此举的直接反应和结果。他作为日本内阁派驻奉天的代理人，自然不喜欢为关东军出谋划策的土肥原贤二。所以，他彬彬有礼，却又有些冷漠地说：
“土肥原君是出了名的中国通，而且还是帝国派到奉天省的军事顾问，对遏制张学良易帜，一定会有高见的。借用一句中国的客套话说：我愿洗耳恭听。”
土肥原贤二自然清楚林久治郎这番话的真实用意，但他狂妄至极，从不把这位林总领事放在眼里，故直言以杨代张是下策。接着，又滔滔不绝地指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子继父业，天经地义。如果仓促由外面——尤其是由日本出面搞以杨代张的政变，必然会遭到几十万奉军官兵的坚决反对，也不会得到东三省百姓的拥护。从某种意义上说，炸死张作霖之后再搞个以杨代张的政变，等于在东北三省燃起的反日大火上浇油，越来越不好收拾。他呷了口香茗，又以教训的口吻说：
“简而言之一句话，在中国办事就得从中国的国情、民情出发，不然就一定会应中国的这句古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林久治郎听后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尤其当他想到炸死张作霖事件，真想当面质问：“难道这就是你们从中国国情、民情出发，干的最符合日本帝国利益的事吗？”但他毕竟忍下了这口气。当他看见品茗不语的土肥原贤二，知道他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是在有意地提高身价。他淡然地笑了笑，问道：
“土肥原君，快把你的高见拿出来吧？”
“简单！”土肥原贤二放下手中的茶杯，“用我们的力量，把张学良捧上满蒙皇帝的宝座。”
林久治郎听后禁不住地笑出声来。瞬间，他想起了自己这几个月来的全部用心，无外乎是通过支持张学良当新的东北王，保住日本在所谓满洲的利益。结果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因此，他喟然摇首，下意识地说道：
“不行！我看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这个少帅不是阿斗，不会顺着我们竖的竹竿往上爬！”
“那就看你竖的是什么竹竿了。”
“你就是给他摆好登基的龙椅……”
“他一定会坐！因为有权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想当皇帝的。”土肥原贤二说罢似乎感到底气不足，又补充道，“他张少帅真的不想当皇帝，我们再启用以杨代张的办法嘛！”
林久治郎觉得再争辩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十分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但愿土肥原君再获得一次成功。”
土肥原贤二视张学良为阿斗，自然也就把自己摆到孔明的位置上。他回到自己的下榻处，学着当年诸葛亮写《出师表》的笔法，给张学良写了一封所谓安邦定国的书信，差人直接送进大帅府。照他的想法：张学良会很快传见他这位异国顾问，听取他对东北局势的意见。一天两天过去了，依然没有传见的动静。待到一个星期过后，他再也等不下去了，遂愤然找上门来。然而，他获悉张学良请他进帅府的消息后，又把积郁多时的愤怒理智地压到心底；当他看见张学良那日渐消瘦的样子，一改兴师问罪的来意，并且有意不提自己那封信的事，操着格外关切的口吻说：
“汉卿身体可好？一定要节哀，满蒙大业集你一人之身，千万保重啊！”
张学良听后顿时想起了一句俗语：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但他依然显得平静而有礼貌地说：
“谢谢！顾问阁下请坐。”
土肥原贤二当仁不让地落座，遂以顾命大臣的身份指出：自己来华多年，一直对将军给予关注。接着又直言不讳地说：
“我认为汉卿在军事、政治、才智、学识诸方面，都在乃父之上。这恰好应了中国这句名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张学良如坠五里雾中，唯恐落入土肥原贤二设的圈套，故只摇首而不语。
土肥原贤二误以为自己得计，遂按照预先想好的话语一泻而出：
“满蒙四省，既是元代成吉思汗的发祥地，也是清朝努尔哈赤、皇太极入主中原，登上龙廷的家乡。我想汉卿此时此刻的宏图大志，只应在这些古人之上吧！”
“学良不才，岂敢和这些古代贤哲相比。”张学良为了引蛇出洞，有意自卑地说。
“汉卿学识远在这些贤哲之上！”土肥原贤二解释道，“而这个结论又非出自我之口。”
“请问土肥原顾问……”
“这是帝国政府对汉卿的评价！”土肥原贤二说罢，看了看无动于衷的张学良，“如果汉卿愿意施展才华，实现帝王之志，我帝国政府愿做将军的后盾，全力支持你当满蒙帝国的开国皇帝！”
张学良闻声蓦地起身，望着窗外的远天陷入深沉的凝思。
“汉卿，”土肥原贤二以为张学良动心了，“这只是第一步，帝国希望你能像大清皇帝那样，以满蒙为基地，率部入关，问鼎中原。”
“那么，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日满共荣。”
“谢谢帝国的好意，”张学良突然冷漠地笑了，“可惜，我张学良不能领。”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炎黄子孙。我的志向是国兴我荣，国亡我辱。请土肥原先生记住：我以我是个疯狂的爱国者自豪，决不当仰人鼻息的儿皇帝！”
这掷地有声的回答使土肥原贤二惊呆了，当他再看见张学良那双含着泪水——却喷吐着怒火利剑的眼睛，全身禁不住地打了个冷战。他毕竟是老牌的谋略家了，很快稳住了自己的情绪，凶相毕露地威胁：
“好一个大义凛然的中国人！我不得不直言相告：你如果执意易帜，倒向南京的蒋介石，后果自负！”
“请你出去！”张学良就像是一头暴怒的狮子，颤抖的右手指着客厅大门。
“请不要忘了，我还是你们的顾问。”
“从现在起，我正式通知你：你的顾问职务被解除了！”
“哈哈……你还没有这样的权力！”
张学良惊得险些晕倒在地，土肥原贤二何时离去的，他都不知晓。他凭着一身正气拿起了电话，很快要通了日本负责顾问的千田森，请他立即把土肥原贤二调走，结果又未能如愿。时过六十二年以后，张学良提起这件往事，还气愤难平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同土肥原最冲突的地方是他当时给我写了一份东西，就是王道论，就是要我当皇帝，我当时就问他，你是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让我当满洲皇帝，你是什么意思。我让千田森告诉参谋本部把土肥原调走，把土肥原这个顾问调走。千田森当时就说，你这个顾问是日本派的。当年订条约时规定你有两个顾问，你没有权让他调走。完全是政府派的。……
张学良那满腔屈辱无处发泄，只有传下话去：“土肥原顾问来我一概不见！”但是，当土肥原贤二要他做满蒙皇帝的话语再次回响耳际之时，他似乎又省悟到了什么；当他无意之间看见供奉的张作霖遗像时，他条件反射似的又想起了和父亲的一场争论……（未完待续）
